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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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这就叫做‘客观实在’。

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

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

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

【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

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

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

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

‘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

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

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

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

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

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

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

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

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

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

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

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

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

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

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

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

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

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

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

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

是则是之，非则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