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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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

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

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

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

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

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

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

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

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

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

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

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

‘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

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

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

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

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

‘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

子曰：”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

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

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

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

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

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

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