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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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对前者的反应有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论张爱玲早期小说》和王翟《看》，后者有朱西宁《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坛，围绕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确定，以张泉为代表的挺张与以陈辽等人为代表的批张一方形成激烈的交锋。

双方往来的论述文章较多，主要有张泉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和陈辽的《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

》、《张爱玲的历史真是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等文章。

相关的文章还有古远清的《海峡两岸“看张”

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等。

第四次争鸣是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的刘再复再次针对夏志清给张爱玲的文学史定位提出质疑，并因此谈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

他的观点体现在长篇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夏志清对他的辩驳观点也有自己的回应。

第一章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论争（1）

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由于胡兰成的汉奸背景，她在4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50年代初出走香港，后又赴美。

其间的创作再没有达到40年代的高度。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给她以很高的评价，随后有水晶、王德威进一步发展、阐述，遂引起海外的张爱玲热。

对于张爱玲的这一定位，台湾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却有他们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一方面认可张爱玲的文学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从五四以来写实主义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张爱玲还达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

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

他的小说史写作，一反大陆文学史写作模式，把那些在大陆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师陀、张爱玲的一一打捞出来，还他们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得到肯定的一面。

在论述张爱玲时，夏志清不惜破例给张爱玲42页的篇幅对她的作品进行评析，并大胆断言，“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近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在把张爱玲和珍·奥斯汀对比时，夏志清说他们“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

但从张爱玲“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

夏志清借鉴“新批评”

理论对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做了细致的分析解读，从文字、色彩、音乐、意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微妙把握几个方面，给读者做了介绍总结。

他从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入手论述《金锁记》，断言《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是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

。

对于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则“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本来，能把张爱玲单章论述已是惊人，且所用篇幅远远超过对鲁迅的论述（论述鲁迅仅用26页），再加上评论地位极高，似乎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无人能够比得上张爱玲的创作。

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版就很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此后张爱玲研究热也是发端于此。

在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时，夏志清再次强调“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是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后来，张爱玲逝世后，夏志清写了《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一文，文中，夏志清仍然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

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张爱玲创作力之衰退，“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重要的小说家’”

。

可见，不管是“最优秀作重要的小说家”

，还是“名列前三四名的的现代中国小说家”

，夏志清都给张爱玲以很高的文学史定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经由夏济安翻译并刊登在台北《文学杂志》，在台湾掀起了张爱玲热。

更进一步的使人们了解张爱玲作品的是水晶，夏志清在为水晶的著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时对自己和水晶在发掘和提升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上不无自豪，他说：“杜牧为李贺诗稿写序，李商隐为他作传，都是建立李贺声誉了不起的功臣”

，言下之意是自己和水晶都是建立张爱玲了不起的功臣，可见水晶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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