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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5页）

民主的辩说（3）

亚当·普泽沃斯基的著作，《民主制与发展：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与福祉》，是最全面的研究报告之一。

像熊彼特一样，他对民主制所下的定义也是狭义的，即“有竞争的选举”

。

他认为“法治民主”

是“有竞争的选举民主制”

的基础，虽然民主制存在于富裕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经济发展事实上并不会产生民主制。

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收入与民主》⑨指出，现有的一些研究材料肯定收入与民主制之间有着全面的关联，但通常并未探究那些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

这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探究这样一些因素后，人均收入与各种民主措施之间的统计联系就站不住了。

此外，这篇研究报告表明，收入与民主制之间确实有关联，但收入又不对民主制构成原因，这是因为收入和民主制的长期演变是与一些历史因素相关的。

对于“经济发展决定民主”

理论的挑战至少还有其他四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指出，有许多因素（经济、历史、社会、外界和文化的因素）看来都关系到民主制的出现。

然而，没有一个因素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显得比别的因素更加重要。

他们认为不可能提出精确的假设命题，而只能提出推测性命题。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试图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的原因、转变方式和后果。

虽然他仍然认为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要比民主制与独裁的区别更具有根本意义，但他更强调民主的价值。

他的主要论点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转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些共同的原因、相平行的事态发展以及早先的转变对后来的转变的影响。

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空前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著变化；外界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或示范性的作用。

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

第二个方向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身事实上并不构成答案。

经济发展只有在它给阶级结构和公民社会这样一些彼此交错的变量带来有利的变化时，才能导致民主制。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制》一书⑩的作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民主制的上升，是因为它转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

在《沉默的革命》一书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在经济发展与稳定民主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因素起中介作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生活的满足和政治的温和这三者组成的公民文化特征。

罗伯特·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努力，但它谈得更多的是公民文化如何影响政府的成绩（治理的程度）和经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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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辩说（4）

第三个方向是反映在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概括东亚经验》一书之中。

弗里德曼认为，民主制并不取决于经济条件。

历史表明“独特的文化”

根本与促进民主无关。

民主文化是民主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并不存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阶级先决条件来导致民主制。

在欧洲、在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促进民主制。

导致民主制的，是政治。

政治本身根本没有先决条件，政策属于偶然性领域。

政治是民主制的唯一先决条件。

他认为民主制对人有吸引力；只要适当的政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使政体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