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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语对我不合适。
用“底层”
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倾向的词汇来说文学更不合适。
我认为,用“民间”
两个字更合适一些。
我所有的写作,正是体现了来自民间的那些意识。
周:为什么您的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民间意识?
刘:除了我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是民间文学外,还有两点决定了我的作品充满民间意识。
首先,我从小生活在这种地方,我没有见过大世面,既不知道主流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地方的人关心什么,大地方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我是1990年5月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
武汉我也是二十多岁才第一次来的,就连县城在我们少年时期也是不常去的。
当时的这种环境使我们无法接触到“精英”
和“主流”
。
且不说非正规的茶余饭后,就连正式的乡村课堂,也不过是一种换了模样的民间。
其次,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和主流思想、精英思想保持了一段距离。
在别人眼里,“*”
是天大的灾难,可“*”
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让我成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自在很容易使我处于无政府、无组织和无主流的民间状态。
所以“*”
时的主流成分,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无法对我施以特别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无拘无束,使得我习惯于当一种“主流”
产生时,基本上下意识地先表示一种不认同,回头再说其理由。
真正的写作确实需要与一己之经验、与外界保持距离。
周:您被看做是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乡土文学的?
刘:乡土是我个人的情感所在。
乡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意义。
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要人还对自然,对田野,对山水怀有深深的留恋,乡土和乡土文学就一定会沿着它既定的模式发展下去,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周:这就是您的文学作品一直弥漫着乡土气息的主要原因吧。
您认为好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中国乡村小说有几大败笔。
第一个败笔是刮东风时写东风、西风来了写西风的应景之作,其间生硬地安插写些投城里人所好的所谓乡村的变化,和极为媚俗的所谓人性觉醒之类的情爱,还美其名曰敏感。
这类写作态度不诚实,有人媚俗,有人媚上,这种人是在媚自己,其笔下的乡村,只不过是个人作秀的舞台。
第二败笔是所谓时代的记录员,经常带着笔记本下乡,记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写什么。
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本是由主编《上海文学》的周介人联手雷达先生一起提出来的,但周先生却明确说过,他其实不喜欢有些人的写作。
还有一个败笔,那就是将乡土妖魔化,还硬要说成是狂欢式写作,我对这样的小说总是感到深深的恐惧,读到最后很害怕,因为我所读到的全是仇恨,没有一点点爱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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