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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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五（第1页）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

，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

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

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

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

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

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

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

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文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识时务”

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希望李能变法自强。

李鸿章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

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

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打点行装赴命。

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

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借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

，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

，革命是“天演之公例”

，“世界之公理”

，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

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