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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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

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2）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

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

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

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

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

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

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

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既是睿智的知识分子又是不懂事的“小红帽”

，缺乏品位的“麻布袋”

；龙应台面对独立且充满青春自信还有些叛逆的安德烈，又是伤心又是安慰。

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二十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安德烈对他与母亲的差异有一个精辟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

（这是世代差异，不是性别差异。

）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

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

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梦想的和谐图景。

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

二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力普分住两处。

龙应台后来写信对儿子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当时真的很受伤。

“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当然，在双方的信中，话题所至，不仅仅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差异与交锋，更有对这些差异来由的各自说明；有贫与富、左与右，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这样严肃的话题，也有关于着装品位，谈什么样的女朋友这样的轻松话题。

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隔膜是一个普遍现象。

龙应台与儿子的通信与其说是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是给出了一个交流讨论的姿态。

别具一格的家书引起了中年父母与他们的青少年子女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