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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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或遗忘（第3页）

他以此向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作家及年青一代征求答案：是否应该宽恕？

回答是形形色色的。

作者提出：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个人意愿的行动问题。

事实上，所谓宽恕，往往成为罪恶的庇护所。

另一位幸存者，著名作家埃利·威塞尔尖锐地指出：刽子手时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他罪行的痕迹之时。

在伯克、雅诺夫斯卡和特雷布林卡，在死者被杀害的地方，尸体被掘出来烧掉，连骨灰也被散尽。

他揭露说，刽子手的目的是要把他逐出历史；更恶劣的，是要从他们那里夺走他们的历史，要阻止他们的生命和死亡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不记忆就等于做了凶手的帮凶：无论谁促成遗忘，便完成了杀人者的工作。”

然而，这些敏感的幸存者发现，德国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的罪恶被记忆。

老一代的德国人没有为新一代的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讳莫如深，实行不争论主义，把几乎所有沾有血渍的问题都堆积在自己脚下，成为障碍，使后来者无法前进。

保卫记忆的斗争变得十分艰难。

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作为言说者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站到政府一边，压迫自己的同行。

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流亡到了美国，战时曾经发表系列反战演说，战后撰文抨击祖国德国，说它是人类无耻、邪恶的典范，与此同时，率先提出德国民族要正视自己的罪行的问题。

他批判国民性，认为德国人负有“集体责任”

，其中包括知识分子。

他表明，在他的眼中，凡从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出版的书籍都寡廉鲜耻，散发着血腥味，应当统统销毁。

面对国内以“内心流亡”

为自己的卑怯行为辩护的立论，他公开发表文章，声明拒绝回国。

为此，引起众多作家对他的攻击。

另一名流亡学者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

的领导成员，因为揭露了二战时欧洲各个犹太人社群领袖与纳粹合作的事实，结果犹太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和她断交，以致成为犹太社会的弃儿。

在西德作家中，伯尔是罕有的坚持批判立场的人物。

他不断攻击德国，声言和艺术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国家。

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明确表示说，“他们造孽太深了，认罪的只是一小撮的人，大多数人欠下的血债，到今天还没有偿还。”

因此，他有志于创造“废墟文学”

，在苦难被垄断、被利用、被粉饰的今天，勇敢自由地言说。

然而，正是这种伤痕文学，以它的诚实遭到了人们的责备。

一部分作家满足于做“着迷于文字的白痴”

，长久地龟缩在自我之中，置肮脏的历史于不顾；可是也有一部分作家据说为赢得个人回忆的相对性，多样性，正当性，而抵制“封闭”

了的集体记忆，力图改变和否定历史上的基本事实。

面对大屠杀的残片，一些学者为了顾全自己的学术设计，甚至把幸存者的证词，关于创伤记忆的许多不证自明的结论称作“霸权话语”

，公然予以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