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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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第5页）

结束不久萨特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已经开始从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解释存在主义，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萨特不仅积极提倡“介入的文学”

，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议，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国家强权，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就像马尔库塞所分析的那样，本来存在主义的思想逻辑很容易导致和既存现实的妥协，但萨特本人选取的思想方向却是“彻底对抗的道路”

，这就使“哲学变为政治学”

，而正是“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哲学中，基本的存在主义概念经由向这种现实的宣战意识而被拯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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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

他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

同时，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

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

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衷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的重点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

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

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

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

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

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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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时期，大江尝试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

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

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

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

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

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

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

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

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

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

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

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在政治方面。

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