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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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第二十三（第4页）

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

刘氏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

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

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

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20世纪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到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

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

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

翦反问郭沫若。

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

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文革”

中，吴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关进一间房子，吴不时叹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消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

这场戏就唱不成了。”

吴苦笑：“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

廖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

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

1969年，章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

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

任继愈在“文革”

中曾请求回干校劳动。

他开始背粪筐时觉得不好意思，捡粪只捡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捡不捡？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

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