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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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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3）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

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收支情况　。

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

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

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一心放在“节流”

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

结果是，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　。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

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

。

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很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

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上升到如今的。

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余额万多亿元。

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没有赤字的时代强。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有*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

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

就怕天塌地陷。

可是，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换代。

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

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过来别人不愿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