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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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慎之先生（第1页）

1

我不懂弄电脑，无缘上网，仅凭可买卖的报刊了解世事，实在只好做半个盲人。

《南方周末》编辑小磊一天来电话，说李慎之先生因肺炎住院，已是弥留时刻，快不行了；又告说准备做纪念的事，说是许多朋友都答允写文章，问我是否想到要写？我答说与李先生之间没有私谊，反倒有过两次“笔墨之争”

，虽然内心始终怀有尊敬，但毕竟对先生知之不多，还是让别人去写吧。

隔了几天，突然记起这件事，便拨通《周末》的电话，询问李先生的病况。

适小磊不在，接电话的是诗人杨子，答话似乎颇诧异：你不知道吗？老人去世已经好几天了。

时间又过去了一周，我仔细查找报章，仍然看不到相关的报道。

传媒的沉默，使我顿时感觉到李先生的份量，心里随之变得重坠起来。

2

《顾准文集》出版后，知识界躁动一时。

后来见到《顾准日记》，使我从中发现顾准的某种复杂性，深感一个民族的具体的时代环境可以怎样限制一个人的思想高度，于是写了一篇短文《两个顾准》，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不久，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出李先生回应的文章，题为《只有一个顾准》，明显反对我的意见。

我接着发表《再说两个顾准》，反驳了李先生。

有关李先生的情况，其实当时已经有了所谓“南王北李”

的说法，只是我跟知识界很隔膜，不得而知罢了。

记得为此曾经特意打听过，及致后来读了《中国的道路》，对李先生的道德文章，才算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然而，在这之后，《书屋》杂志发表了李先生致舒芜先生的信，却使我很有点失望。

其中诸如否定革命，反对斗争，扬胡抑鲁等一些重要的观点，我以为是错误的，有害的，于是照样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驳难的文章，仍投《书屋》。

发表前，主编周实先生特意寄给李先生过目，征求他的意见。

李先生随后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周先生在电话里给我念了其中部分的内容，态度非常友善，毫无反辩之意，只是说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关于个人主义主张的一贯性，还特意让周先生他们转告，希望我能集中精力做一篇关于个人主义的专论。

从前读李先生的文章，总感觉到一种“霸气”

，这时，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温厚的老人。

3

李先生一生没有专著，这在所谓的学术界中显得很特别。

我在读《中国问题》的书稿时，见到李先生亲自撰写的个人简介，谓是“无职称，无著作”

，说得很坦荡，甚至有点自得，使我暗暗佩服。

这种淡泊名利的态度，在今天的“学人”

中间，大约已经不可得见了。

在我看来，李先生其实是重行不重言的那种人，要说言，也多述而不作，要说作，也都以“用世”

为任，并不把“学理”

悬作最高价值，为学术而学术。

他坦承道：“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又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

他重思想而轻学术，重思想家而轻学问家，这个倾向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