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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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第一，张居正将相权用到了极限，而皇权极度萎缩，作为皇权的代表人物，他长大以后想单独柄政，但他妈妈说他三十六岁以前不要提这个事，这对历代皇权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因此对相权产生了憎恨，对皇权的萎缩感到了危机和恐惧。

第二，他的妈妈那么喜欢张居正，他作为隆庆皇帝的儿子，有一种自己的父亲受到某种污辱的感觉，这样一种血缘上的关系也使他产生了憎恨。

这最突出地体现在太后要废他，他怎么哀求太后都不同意，最后太后说了一句，要看张先生他愿不愿意。

他就想，我是太子，我是隆庆皇帝的儿子，皇权神授，天生我就是皇帝，今天我妈妈居然说让这个人决定我能不能当皇帝。

从那一天起，他对张居正的仇恨心理就形成了。

李：这涉及您对外国文化资源的利用，也就是说，您是在用西方心理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解读明代典籍。

您对朱翊钧的心理分析非常精彩，尤其是“见门生苦心猜圣意”

一节。

我开始觉得您把张居正与高党、皇亲国戚、士林的斗争写得从容大气，但似乎缺少感情、心理方面的开掘，读到这里，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您是另有考虑。

熊：对，我是在用西方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读典籍，寻找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怎么当年那么信任的元辅张先生，到最后竟然如此仇恨他。

对于张居正这个人物，我是想在行动中展现他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如果用大段的心理描写，我怕像巴尔扎克的心理描写一样，让读者烦，从而影响叙事的情节节奏。

同时，我要吸取托尔斯泰的教训，《战争与和平》中大段大段哲学上的议论，读者看了觉得非常枯燥。

因此，我要把思想和文化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正在发展的情节中，而不要孤立地告诉读者我多么有思想。

其实，在大隆福寺，李太后召见张居正那一场戏我很满意，几个人的心态都活现出来了。

李：您在外国文化资源方面还有其他的借鉴吗？

熊：还有就是对中国皇权的反思。

西方的君主立宪，比如英国，皇帝是董事长，首相是总经理，我在研究张居正时代的政治权力关系时，受到了君主立宪的某些启发。

我写到那时的所有大事都向皇帝汇报，而实际操作却由内阁完成，这是一种很好的君主立宪制。

李太后、张居正、冯保形成互相制约的“铁三角”

，只有在张居正时代，相权才有可能制约皇权，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治理结构。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算数，大家的意志必须是统一的。

张居正的思想必须变成皇帝的圣旨才行，皇帝自己不能下圣旨的，他的意图必须传到内阁，由内阁拟票，皇帝如果不同意，可再发回重审。

这样就构成了相权、监权、皇权的鼎立局面，皇帝只是象征。

张居正柄政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的搞法，这就是我对张居正时代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新解读，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比赋，而是对历史存在的一种展现。

但一旦张居正去世，明朝又回到了皇权独揽的局面。

这就是万历新政最终不能推行下去的主要原因。

李：可不可以说《张居正》是您对万历新政及其前后的文化地图的一种想象性重构？

熊：可以。

这样说，我是把小说当做历史论文来写，用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这样出力不讨好，因为它不容易让人明白你想说什么，这需要阐释。

李：您在1975年读到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时，就有了创作历史小说的想法，您创作《张居正》时在哪些方面受到《李自成》的影响？

熊：我接受了姚雪垠先生的治学方式、创作态度对我的影响。

但当我开始写《张居正》时，我就纯粹不读《李自成》，我不愿意我的小说生活在他的小说的阴影之中。

在选取人物的方式上，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他选取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