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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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诗篇序（第2页）

在人类世界中，精神到底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黑格尔对精神现象作过系统的研究，他的《精神现象学》就被称作“黑格尔的圣经”

，虽然偏重的是普遍精神，仍不失为一份富于原创意义的遗产。

但是，他的继承者接受的只是群体的、历史的、理性的、本质的、统一的部分，而抛弃了个体的、经验的、感性的、现象的、差异的部分，抛弃了深蕴其中的合理的内核，一种否定的精神。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不是被看做政治动物就是被看做经济动物，精神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只是物质的附庸。

所谓权力意志，实际上也是物质化了的。

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家，一个伟大的思想成果，则是肯定精神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发展。

在这里，精神对社会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杠杆一般重要的；至于精神创造物本身，其作为原动力的存在就更不待言说了。

精神就其本源状态来说是开敞的，澄明的，充沛的，流动飞扬的，然而，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里，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个人中间，难免要发生变异，而可能呈现为浑浊，凝滞，沉重，涸寂如茫茫戈壁。

个人是精神的实际担当者，由于不堪重负，于是有呻吟，有控告，有呐喊。

诗不为诗人所独有，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是为伟美之声。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集中于精神方面解说诗人的职能，其中，极力推崇摩罗诗人，其实是异端诗人。

他把对主流社会的挑战反抗看做是自由精神的极致，这样概括摩罗诗人的共同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鲁迅认为，自由精神不是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与其说是先天的赐予，无宁说是斗争的产物。

所以，真正的诗人，一定是“精神界之战士”

，一反历来的“罪恶之声”

，而能“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

，“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

。

鲁迅在另一篇短文《诗歌之敌》里有一段话，说到博大的诗人“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

。

其实，这也正是鲁迅诗学的精髓。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中国诗人都在呼唤诗神，惟独鲁迅呼唤摩罗（恶魔）。

其时，正值二十世纪曙色大作。

今天，当我在编选一个诗歌选本，而不自觉地听见他在旷野中的那个年轻热情而又焦躁不安的呼告时，一百年弹指过去，恰恰来到了又一个新世纪的端点。

文学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在某一个时刻，诗人可以呈群体式涌现，但是，在另一个时段里又只能零星地出现。

此外，还有万花纷谢、众芳芜秽的漫长季节。

在这个选本里，我截取的仅系近三十年诗歌史，按照精神的线索，寻绎诗人各自的踪迹；此间，跨过色调不尽相同的两个阶段，目送了经历很不相同的三代人，总的印象是：骆驼队仍然在行进。

对于作为一门艺术的诗歌来说，精神毕竟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