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盗版与地下印刷（第2页）

英国、德国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群起效尤，因为这样一来，实在省事而有效得多。

在这种严厉的管理制度下，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只能按地下方式出版；但当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时，这些作家唯有将书稿送到纽沙特尔、日内瓦、海牙或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处，然后“出口转内销”

。

但是，要在这类荒诞剧中担当一个合适的角色颇不容易，伏尔泰便曾否认是自己的书的作者，还谎称说是过世作家的作品，甚至针对这些书进行公开的批判。

对此，有人形容说，“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免于被送进巴士底狱的艺术。”

只要从事著述，就必先掌握这种艺术。

据统计，在十八世纪，至少有4500种书是随意杜撰人名和地名出版的，这就给后来考证这个时代的出版物的作者、出版地、印数等，增加了许多困难，致使考证本身成为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一项既不能绕开，又繁琐缠人的基础性工作。

当时，这类地下出版或由境外秘密进口的传播启蒙思想的书籍被称为“哲学的”

（philosophical）；连带被当局视为非法的“坏书”

，都被出版商和销售商统统称为“哲学书籍”

，这种行话，其实指的就是“危险的书籍”

。

这些书籍是偷偷地在斗篷下出售的，所以又有人把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称为“斗篷下的哲学”

。

“哲学书籍”

风险太大，为抵销风险成本，价格相应要昂贵许多；书商一般不愿囤积这类书籍，于是变着法子与普通盗版书进行交换，交换比例通常是1：2、2：3、3：4。

以盗版及地下印刷换取危险思想，也当不失为一桩好买卖。

十七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盗版及地下印刷之风日炽，仅巴黎就有100家出版商从事地下出版业，甚至连阿维尼翁这个法兰西王国中的教皇领地也干起了这种行当。

由于政治思想类的禁书最受欢迎，印刷商和销售商除了直接盗版，还经常在一些貌似正统的著作中夹塞带有新思想的言论，极力利用政府尚未明确下令禁止之前的机会加紧出版和销售“异端”

著作。

为了平缓这股盗印风，从1718年起，政府开始采取“默许”

的政策。

所谓默许，在法国检查制度中是一种介于“准许”

与“不许”

出版之间的状况，即不属公开批准，也不予以禁止。

由于许多书得到默许在国外出版，国内发行，于是那些被认为“有问题”

的书只要注明是国外出版的，就有希望蒙混过关。

默许制相当于一道夹缝。

在夹缝中间，出版界养成了一种由作者在图书出版前私下拜访检查官的风气；许多书，在国外以及边境地区的一些独立领地争先出版“伪版本”

。

对于18世纪，法国有一个奇特的说法，称之为“伪版书的时代”

，便是缘此而来。

马尔泽布在大革命前曾经这样说：“由于法律禁止公众不可或缺的书籍，图书业就不得不在法律之外生存。”

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

在一些特别专制野蛮的国家里，书商根本无法施其技，也就是说，在法律外面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图书业”

。

像俄国，拉季舍夫的笔记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问世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说作者在书中促使人民仇恨政府，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

，随即下令没收焚毁该书，并将作者逮捕，判以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时间长达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