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文化遗民陈寅恪（第3页）

海外有学者著文申说他的“反共立场”

，其实是反对新文化的一贯立场的延续，正如他本人所自述的：“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

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

对于共产党政权，他有明确的表态：“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这种不合作主义态度，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与西方知识分子对权力的疏离与对立有着根本的不同。

1956年，陈寅恪列为政协委员，颇受“礼遇”

。

他有联语云：“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有诗云：“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

他也不无满足之感的，有诗为证：“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

无须讳言，他的诗集不乏现实政治的感喟，但是，篇幅更大的是自伤怀抱，以及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史家的兴亡之感，是负鼓盲翁唱给旧文化的深情挽歌。

陈寅恪几次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最为人所称道。

考其出处，用法有三：其一是维护“我民族”

的独特性，此即为《论韩愈》、《柳如是别传》的主旨之一；其二是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保持学术的“中立”

价值，亦即王国维所说的“学问之自由独立”

；其三指治学态度，不可依傍他人。

其意如此，距真正的独立精神尚远。

独立与自由，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品格，它们是不可能脱离现代价值观念而存在的。

在近人中，陈寅恪和王国维极重学术的地位，他们同样力求以学术重振业已衰微的民族文化精神。

虽然，陈寅恪也曾言说“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其实这也是他所说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外来学说的吸收，无非在促使“新儒学之产生”

而已。

这种学术思想，与他的研究方法，包括以诗证史的方法，甚至叙述方式颇相一致，常有浓郁的“本家”

气息。

他一生著述，少有系统条理的史述，多为笔记式的考据文章；由于留学时深受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所以能够在原来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之作。

所谓“晚年唯剩颂红妆”

，两书均借“罕见之独立女子”

作主角，感怀身世，发愤明志。

表面上揄扬女性，固有的传统观念却随处可见，尤以后者为甚。

关于柳如是，书中写道；“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

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