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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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

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

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

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

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

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

我忘不了那一切。

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

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

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

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

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

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

的事情。

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

住了两天。

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

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

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

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

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

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

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帐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

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

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

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

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

我不是在写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医院三等外科病房里过的日子。

我把主人公换成了睡在我旁边床上那个割胆囊的病人。

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写的仍然是当时用我的眼光看见的一切。

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的见闻，所以我创造了一个人物陆××（我在这里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云标的本姓），他作为我一个年轻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见闻作为他的日记，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我当时睡的那张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里的人和事了。

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

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

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