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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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5页）

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

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

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

他们父子严峻而有心计。

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

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前。

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短绌。

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

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

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

在这情形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军。

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

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

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

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

农户耕地既小。

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

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

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

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

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

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

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

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

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

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

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

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