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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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第3页）

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

革命的异化程度是惊人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同温斯顿一样，都是组织的叛逆；但是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工作者，而是领导者，亲自处理过无数优秀的或无辜的分子，正因为如此，对革命的反思也更为深刻。

不同于温斯顿的还在于，他是被处决的，而且至死没有被改造过来。

“三十年代的情况，似乎已是过去的事了，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同时代人的逐一凋零，也被慢慢淡忘了。

但是清洗的阴影，不仅仍旧笼罩着许多国家，而且在这半个世纪中仍旧不断地到处在借尸还魂。

即使在大讲‘公开化’和‘透明度’的现在，许多人仍‘心有余悸’。

因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仍没有解决，政治权宜仍是行动准则。

要消除这种扭曲和畸变对人类的威胁，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在译后记行将写完时，他给补了这样最后一个句子：“但愿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午的黑暗’只是艳阳天下一时的阴影。”

文章写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时间是1988年4月。

董先生的心是广大的。

他的梦想，他的悲愤，他的忧患，在这里已经表白无遗。

董先生对奥威尔的著作可谓情有独钟，在《一九八四》之后，又翻译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奥威尔文集》。

其中有一篇《我为什么要写作》，大可以看作是董先生关于翻译的自白。

“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文章说：“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

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

’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

对董先生来说，翻译相当于奥威尔的“政治写作”

，他是同样作为一种艺术来经营的。

在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经由他的转述之后变得多么美妙。

比如《一九八四》，描述温斯顿在小组讨论时有一句话，他译为，“很像雄鸡一唱天下白时就销声匿迹的鬼魂一样。”

语意双关，真乃神来之笔。

未经改革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由于我们长时期被置于名为“极左”

的政治路线的阴影之下，因此得以重现《一九八四》的颠倒世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简直就是“中午的黑暗”

。

可是，对于这样一段由权力和阴谋主宰的历史，我们的文学不是不能表现，就是无力表现，作家在因袭的和实验的形式中构造的故事，同残酷的现实比较起来是那么苍白，更不要说思想深度了。

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仍然习惯于使用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框架；我们的思想活动，在官方的结论那里一动不动地打下死结。

偶有意识松动的作家，也都学会使用含糊的措辞，在三审制之下，同编辑一起与官方达成看不见的“社会契约”

。

在历史面前，我们的文学其实等于交了白卷。

正是在这样一片空白的文学地带，出现了董先生的翻译小说；它们的价值，实在远远超出于原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