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 1967（第2页）

1955年4月26日，埃尔加夫人收到我的打字稿。

1955年4月26日，一个有预见的日子，她说她找到了一个可能出版此书的出版商。

5月13日，她说了那个人的姓名。

就这样，莫里斯·吉罗迪亚走进了我的生活。

吉罗迪亚先生在文章中再三强调1955年以前我在默默无闻中受煎熬，而他则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处境。

另一方面，我实话实说，在埃尔加夫人提到他名字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有他这个人，或他的事业。

他作为奥林匹亚出版社创办人被介绍给我，这个出版社“最近出版了《“O”

的历史》（我听说这部小说受到行家称赞）”

，他还是“橡树丛书”

的负责人，“这套书的艺术价值令人赞赏”

。

他想出版《洛丽塔》不仅因为此书写得好，还因为（如埃尔加夫人1955年5月13日给我的信中所说）“他认为，这将会导致对书中描写的独特之爱的社会态度的改变”

。

这是一种虽然荒唐可笑，但也算正经的想法，不过，热情洋溢的商人往往唱高调，没人太在意。

1940年后我没去过欧洲，对色情图书也没兴趣，因而对吉罗迪亚先生雇用文人并资助他们写色情小说的事（他在别的场合说过）一无所知。

我想过这个令人心痛的问题：要是我在1955年5月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会欣然同意让他出版《洛丽塔》？老天啊，我也许还会同意，但决不会如此欣然了。

现在我要指出吉罗迪亚先生文章中许多不可靠的文字，还有一些狡猾的失实之处。

出于某些原因（我过于天真大概无法把握），他在文章开头提及我过去的一份简历，他说这是1955年4月，我的经纪人连同《洛丽塔》打字稿一起寄给他的。

这简直是荒唐。

我的文件表明，只是很久以后，即1957年2月8日，他

要求我将“所有生平及著作资料”

寄给他，以用于他的小册子《“〈洛丽塔〉事件”

》（他出版这本小册子以打破法国对小说的出版禁令）；2月12日，我给他寄去照片、一份著作目录及一份简短的简历。

像一个跟在无辜路人后面起哄的小流氓，吉罗迪亚先生现在用简历中的事来取笑，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或我在侨民圈子里获得了“相当大的名气”

。

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添油加醋、四处收集）1957年在小册子中发表的！

另一方面，他现在不再因“编辑”

《洛丽塔》引以为豪。

1960年4月22日，我不得不写信给《纽约时报书评》（一个我不熟悉的人可笑地恭维吉罗迪亚先生）：“波普金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洛丽塔》的第一个出版者吉罗迪亚先生，说我‘应他的要求，对小说作了一些改写’。

我希望纠正这种荒唐的说法。

根据吉罗迪亚先生缺乏自信的建议所作的唯一改动只涉及英文版中一些细微的法语措辞，如‘bon’、‘c'estmoi’、‘maiscomment’之类，他认为不妨译为英语，对此，我表示同意。”

我不是到1957年，根据吉罗迪亚先生的说法，当协议对我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成功非常重要”

的时候才诅咒与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关系的，而是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那就是说，在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签约的第一年就开始了。

从一开始，我就与他跟我商业交往中的那种特别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是一种疏忽、推诿、拖延和虚伪的氛围。

我在给经纪人的信中，多次抱怨这些怪事，经纪人忠实地把我的抱怨转达给他，但他在叙述我们之间长达十年（1955—1965）的关系时从不作出解释。

吉罗迪亚先生写道：“我几乎没有收到返回的校样（他1955年7月收到的），这时，纳博科夫发来一份电报（8月29日，吉罗迪亚沉默一个月后）说，‘《洛丽塔》什么时候出版？很着急。

请回我的信’——这种恳求的电报不知有多少作者向（聪明、冷静、仁慈的）出版商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