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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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不详 1962（第2页）

、“哦”

的，这是趋向衰老的标志吗？

不是。

我一向不善言辞。

我的词汇深居我的大脑，需借助纸张挣扎而出，进入物质层面。

出口成章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都改写过——经常要写好几遍。

我的铅笔的生命力比橡皮更长久。

怎么看待在电视上露面？

噢（人们在电视上通常用“噢”

作为开场白），几年前我在伦敦上过一回电视，之后一个幼稚的批评家责备我在镜头前局促不安，躲躲闪闪。

其实，那次访谈仔细彩排过，我也仔细写好了所有的回答（以及大部分问题），然而，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此糟糕，我就把写有笔记的卡片在面前摆好（后来弄乱了），就像一个掩在各种无辜的道具后面的伏击者，这样，我既无法注视镜头，也不能看着提问者。

可您教过很多课——

1940年，在我开始在美国的教学生涯之前，我有幸花工夫写下了有关俄国文学的一百份讲义——大概有两千页——之后，又写了一百份讲义，论述从简·奥斯丁到詹姆斯·乔伊斯这些伟大的小说家。

这些讲义让我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个年头。

虽然，在讲台上，我巧妙地上下移动我的眼光，但机灵的学生心里很清楚，我是在读稿，不是在讲课。

您什么时候开始用英语写作？

我很小就会讲两种语言（俄语和英语），五岁时又学了法语。

在我的童年，我用英语写了那些我收集到的蝴蝶的笔记，从那本我最喜欢的杂志《昆虫学家》中借用了不少专业术语。

1920年，该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论克里米亚蝴蝶》。

同年，我向剑桥三一学院院刊投了一首英文诗，那时（1919—1922）我在那儿读书。

此后，在柏林和巴黎，我写了我的俄语作品——包括诗集、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

它们被三百万俄国侨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阅读，但这些书在苏俄当然是绝对被禁止和忽略的。

在30年代中期，我英译并出版了我的两部俄语小说：《绝望》和《暗箱》（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

第一部我直接用英语写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那是1939年，在巴黎。

1940年移民美国后，我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1947）、《洛丽塔》（1955）、《普宁》（1957）以及《微暗的火》（1961）。

我还出版了一部自传《说吧，记忆》（1951），另有几篇论蝴蝶分类的科学论文。

您愿意谈一下《洛丽塔》吗？

呃，不。

关于这本书，我想说的在美国和英国版的后记中都说了。

您觉得写作《洛丽塔》的电影剧本困难吗？

最困难的是准备去冒险，即决定接下这个苦差事。

1959年，我受哈里斯和库布里克的邀请来到好莱坞，但在和他们商谈几次之后，我决定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