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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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

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

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

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

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

现形，使“铁屋子”

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

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

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

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

无需斗争，或者简直厌恶斗争，应当算得上是幸福的吧？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视斗争的存在，往往出于奴隶的自欺。

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人国”

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作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他怀疑一切。

他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

等同于僵尸，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说是“家谱”

，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

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恶的。

他反对蒙昧主义，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大约在他看来，其中多是“假知识阶级”

，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

对于底层阶级，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却同样反对“迎合”

，作“大众的新帮闲”

。

他承认自己的“多疑”

，而且为多疑作过辩护。

然而，这丝毫无改于斗争的确定不移的目标。

准确一点说，鲁迅的敌人，都不是迎面而来的，而是来自上层，背后，内部，来自周围，带有“围剿”

性质。

所以，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反叛，反抗，突围。

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己。

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每一个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做“醉虾”

的帮手。

因此，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脱离出来，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

自从为革命的梦境所放逐，鲁迅选择了上海作为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

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兄弟阋于墙”

，国共两党联合破裂。

中央集权制度经过长期松弛以后迅速收紧，年轻的民国在一次大清洗中蜕变成为“###”

的“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