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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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4页）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场对他的党、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严峻的考验。

他说，在1964年，这个问题“显然将成为一件大事。

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绪。

……我可拿不准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这没有关系。”

他毫不怀疑民意测验所表明的白人不满情绪是准确的。

但是“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才能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

……变革往往引起动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更大的反抗。

我认为我们前进的速度是恰当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领袖说“这个争端可能使我落选，但我们决不回头。”

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

他说，人民迟早会大胆地面对真理，而共和党人会继承林肯的党的传统的。

他认识到他决不能收集起足够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选票（加上他已有的选票），以抵消这个争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损失的选票。

但他仍然认为他会重新当选——地方候选人受的损害将比全国候选人受的为重——这个法案的通过会使群众情绪冷却下去，并让其他问题出现——而且无所作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价，肯定比他采取任何行动所带来的代价为大。

虽然他并不反对那些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

的人，但是他本人却不热衷于进行比较。

象第一次宣言那样，既由于必要，也由于信念，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

象第一次宣言那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与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

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样，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受到疯狂的反对，但它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

“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

第十六章　橄榄枝（1）

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

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

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

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

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

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作为总统，他试图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跟得上所有新的发展：空间探索、共同市场、新兴国家、科学革命以及共产党国家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

他坚持要作出仔细的区别——例如，对待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国家，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拉美国家——而不能只看到它们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论。

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他认为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还没有“正确的”

答案，只存在着待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待解决的问题。

1961年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他讲话的调子已经远不象十二个月前当候选人时那样热情洋溢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余94％的人类——我们不能矫正每一个错误，也不能扭转每一种逆境——因此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

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

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