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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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然而，斯特罗姆·瑟蒙德却乘机发动一次参议院的调查，企图把这种“审查制度”

与对共产主义的“示弱”

联系起来。

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一项声明说，经过“再三考虑以后”

，他自己政府规定的审批演说的政策应予取消，这使局势更形复杂化了。

但是几位高级军官全证实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同时沃克少将的大肆咆哮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统相当欣慰地说，军界支持他的审批政策的最著名的人物，都是些显要的军官。

他们懂得军方和文官之间要保持正当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它规定由文官负责控制和承担责任……事实上，军方对这个问题似乎比有些文官更为理解。

然而军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用一个调子发言，即同他们的文官总司令同一个调子的。

有些人仍然向国会和新闻界抱怨，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决定没有同他们作充分的磋商，或者被不明智地否定了。

但是，总的看来，华盛顿官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用同一个强有力的语调在公开场合讲话。

人事更动

在肯尼迪留用或任命的重要官员中，没有几个是被公开免去联邦政府职务的。

有一个身居要职的留用人员，肯尼迪的批评者，本是免职的对象，但是当肯尼迪看到邦迪的备忘录，说明按照法令只能以“行为不检”

的名义才有希望把这位先生免职时，总统便在文件下面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批示：“不要这么做——他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们的。

肯尼迪。”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不能继续胜任，那些徒有虚名和那些不具备肯尼迪同样的精力和理想的人，不是要求他们退休，就是另行安排职务。

最为突出的一次改组——被某些方面的人士称之为“1961年感恩节大屠杀”

——发生在国务院里。

总统几乎刚一就职，就对国务院失去了信心。

他感到国务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扼杀独创精神的惯性，而且那里的过分疲沓的倾向也使国务院显得优柔寡断。

那里意见纷纭而缺乏活力。

总统始终弄不清楚（甚至在人事变动以后，情况也仍然如此）谁是主管人员，谁明确奉派去做什么职务，以及为什么他自己的政策方针似乎一贯地遭到修改或拒不执行。

国务院的领导——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斯和鲍尔，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巡回大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拉美事务协调官伯利，所有内阁官员级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显得人材济济，但其成绩却显得与此很不相称，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肯尼迪感到鲍尔斯推荐的人干得比腊斯克推荐的人出色；腊斯克感到被肯尼迪亲自指派的下属约束住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腊斯克就职以前就委派来了——他还受到白宫的所有助手以及为研究对外政策而调来的一些局外人的约束；鲍尔斯则认为在国务卿本人无暇顾及的行政改组工作上得不到腊斯克的支持；而沉浸在联合国一纽约的气氛中，把世界舆论看得比国内舆论更为重要的史蒂文森，却感到和华盛顿的决策失去了联系。

另外，改组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方案不仅由于指导无方而受挫，而且也由于国会——批评国际开发署人浮于事和缺乏效率的最严厉的人们——拒绝授权裁减冗员而受到影响。

其实在国际开发署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国会的关系安插进去的。

国务院与国会、新闻界及白宫之间的关系颇为混乱。

国务院的老人都怀念地谈起艾奇逊——或者尼克松。

外事人员中有许多最辉煌的人物在麦卡锡一麦克洛德时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时期都变得暗淡无光。

外事机构现在仍然苦于士气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并且仍然受到那种对每一决定都想面面顾到、从长考虑以致于往往议而不决的体制所困扰。

（不过，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告诉肯尼迪，外事人员已经变得十分象一匹训练得不得当的马，惩罚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

总统并不希望更换国务卿。

但是腊斯克却把行政事务推给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文官委员会以前的一个委员）。

切斯特·鲍尔斯喜欢探索长期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权宜之计。

正如一位观察家向总统概述的那样，“腊斯克觉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难，而鲍尔斯则觉得做第二号人物甚至更为困难。”

总统喜欢鲍尔斯，喜欢鲍尔斯的大多数想法和他所推荐的大多数人员。

但是国务院的班子毕竟需要一个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