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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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

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

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

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

他回答说：“……要确定。

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

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

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

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

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

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去研究。

詹姆斯·兰迪斯应邀提出有关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报告；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就政府改组问题提出报告。

我作为当选总统特别顾问，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1）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去对付经济衰退的问题，（2）跟总统一起制定其他需要研究的题目。

后一项任务的清单很快地扩大到包括经济萧条地区和西弗吉尼亚、住房和城市、卫生和社会保障、教育、税收、最低工资、外层空间、拉丁美洲、印度、文化交流、美国新闻署以及和平队等问题。

这份清单上的题目显然有重叠之处，这有时引起了混乱，但它却反映了肯尼迪的审慎的作风。

当他拒绝一个调整的方案时，他说，“只有一套顾问班子，对我说来干脆是不成的。”

农业是个漏掉了的重大的题目，我们曾试图就这个问题筹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但失败了。

我们找到了许多对农业问题思想解放的人，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农业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能找到思想解放的专家。

除了“经济萧条地区一西弗吉尼亚委员会”

——它是为了履行肯尼迪旧日的诺言，而以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为首马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听证活动的——以外，这些特别工作组的建立均未宣布。

在这些小组里供职的近百名人员，大部分来自专业人士、基金会和大学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两位大学校长。

这是对美国知识界人才的一次异常迅速的动员。

我负责的十三个人的名单，是根据人事档案、朋友关系和肯尼迪班底里各个人的记忆，以及每个小组主持者的推荐而获得的。

据我记忆，没有一个人拒绝到特别工作组工作的邀请。

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正值知识界对新政府抱有希望并愿意合作，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委以备受尊敬的职务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赏识。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接受任务的口气，比起他们最初听到接线员的话——“索伦森先生从棕榈滩打电话来给你”

——的时候的反应，热情略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