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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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

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实、惊人坦率、风趣而精明等特点。

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那样好的。

而且，凡是向往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知道，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

他凭自己的本领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

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表示惊异。

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

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

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

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一代以后的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

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①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属事实。”

①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

——译者

他把最严格的检验尺度应用到写他本人的作品上面，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在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

他注意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

（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

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

）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

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

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

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

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

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

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

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

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办这件事。

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

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

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口述而不是通过书面，用电话而不是用手谕，对一个人而不是对许多人传达的。

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比较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难以捉摸。

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

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什么都知道。

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