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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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广播 19711972（第2页）

作为发表过几篇鳞翅目昆虫学文章的作者，如《红珠灰蝶属的北美寒温带成员》，我体验到一种激动，因为我发现，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科兹洛夫，出生于两个世纪前，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正常的颈静脉孔收缩”

，而我的“北美寒温带成员”

文章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回应。

同样完美的是这样一种联系：美国一种小蝴蝶以我的名字命名，而新赞巴拉的一条河流以我曾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他参与了19世纪初对北极的探险。

我很晚才听说这些事情。

在我家里，谈论一个人的祖先是会让人皱眉头的；禁令来自我的父亲，他特别讨厌自命不凡。

当我想象我在回忆录中能用到那些材料时，我相当遗憾这样的交谈没有发生。

但这只是说，六十年前，一千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家里没有谈到祖先。

家谱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国会议员，帝国困难时期的司法部部长。

他生于1870年，1919年流亡，三年后在柏林被两个法西斯暴徒刺杀，当时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米留可夫教授。

纳博科夫家族的地产位于圣彼得堡地区，与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的地产毗邻。

我母亲海伦（1876—1939）是乡绅和慈善家鲁卡维什尼科夫的女儿。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1827—1904）在两位沙皇治下当了八年（1878—1885）的司法大臣。

我祖母的父系祖先，冯·科夫家族可追溯到14世纪，而在其母系方面，冯·蒂森豪森也有着古老的家世，其祖先之一是利弗兰的恩格尔布雷希特·冯·蒂森豪森，曾在一千二百年前后参加过第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我的另一位直系祖先是肯·格兰地·戴拉·斯加拉，维罗纳王子，曾庇护过流放中的但丁，他的纹章（两条大狗持着一架梯子）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增加了光彩。

戴拉·斯加拉的孙女贝阿特丽斯1370年嫁给了威廉·康特·欧庭，他是西里西亚公爵，胖子波尔科第三的孙子。

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冯·瓦尔德保，之后，有了三位瓦尔德保、一位克特里兹、两位波伦泽、十位奥斯登－萨根。

威谦·卡尔·冯·科夫和艾伦诺·冯·德尔·奥斯登－萨根生了我祖母的祖父尼古拉，他在1812年6月12日的战斗中丧生。

他的妻子，我祖母的祖母安托瓦内特·格劳恩，是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1701—1759）的孙女。

柏林

我的第一部俄语小说是1924年在柏林写的，这就是《玛丽》，俄语版为《玛申卡》。

我的作品中第一部有译本的是《玛申卡》的德译本，名为Siekommt-kommtSie?，1928年由乌尔斯坦因公司出版。

我后来的七部小说也都写于柏林，它们多少都以柏林作为背景。

正是德国为我所有八部写于柏林的小说作出了贡献。

当我1921年从英国移居德国时，我才略懂德语，那是1910年冬天我刚到柏林时学的，我和我的哥哥及一位俄国家庭教师一起去柏林，让一个美国牙医给我们治牙。

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我通过阅读俄国文学（那是我的主课）来巩固我的俄语，另外就是大量地写俄语诗。

搬到柏林时，我很担心因学讲流利的德语而疏远了我那宝贵的俄语。

语言保护的工作并不太难，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侨民的圈子里，只能读到俄语的报纸、期刊和书籍。

我唯一同本地语言的接触就是同一个又一个房东的交谈，以及日常必需的购物。

我现在后悔没学好德语，这是一种文化角度的后悔。

在文化层面上，我所做的只是在年轻时为一个俄国女低音歌手译过海涅的诗歌，那位女低音歌手觉得音乐性的重元音与她饱满的嗓音吻合，所以我就将德语Ichgrollenicht（我不低声说）译成Net，zlobynet，而没有采用不适宜歌唱的老译法：Yaneserzhus。

后来，我读了歌德和卡夫卡的作品，也读荷马和贺拉斯。

当然，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借助词典，读了许多德文的写蝴蝶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