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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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3页）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教育、科技创新和军事力量方面，中国今后30年内顶多也只能是缩小它与美国的差距。

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纪已是“美国—中国世纪”

。

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如今已变得疲惫力衰。

②美国在20世纪成了世界制造业最大基地，这一地位如今已在衰退中。

本书所发出的信息是一个大体上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令人焦虑的事情：当中国日益成为一个能接受国际办事准则和多文化的开放社会时，美国却逐渐向一个封闭社会倾斜，顽固坚持政治传道式使命而又抵制国际多边主义。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研究中国时，主要是谈论中国应该怎样做以便更像美国。

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时，则是主要关心两国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如何消化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

地平线上模糊出现的情况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

就生产力而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上最糟的，它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向别国推销它的狭隘民主制，而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用于国内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

（2）

罗伯特·达尔的《民主制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年出版）在文化认知基础方面存在一个未被看清的逻辑缺陷。

不同的文化对民主制和市场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中国人现在重视法治，但仍然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可能事先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他们认为西方的程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次优的解决办法或一种并不现实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说，倘若没有法治，就会出现任意武断的统治，但若仅仅只有法治，法律的刻板性会坚持似乎公正的程序而牺牲可取的结果。

西方的民主制被认为有可能沦为暴民的统治，人们受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的煽动而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从这种想法出发，人们就力图从体制上建立一套正式的机制，以改进德能统治的选拔和选举机制，达到人治与法治的平衡。

对于市场机制，中国人的想法也有所不同：自由市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用工具，但自由竞争或者有时是过度的竞争从来不会实现尽善尽美，总会产生一些外部性效应以及买卖双方权力的失衡，需要加以控制，以利于整个社会。

自由市场，如同民主制一样，只有在钟爱者眼里才会显得完美无缺。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过，民主制受到金钱和腐败的驱动，此话也许值得从公共选择的角度予以重温。

西方有许多人热心于谈论“中国通往竞选民主制的途径”

。

他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种可能：一、逐步改革，从村干部###和法治逐渐过渡到全国民主制；二、民众推翻现政权，如同菲律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韩国，都是如此；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四、通过改革派政变实行民主制；五、通过逐渐明确的联邦制度而最后实现民主制。

③这些都是不会发生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让自己对“社会进步”

的渴望盖过了对科学事实的探索以及自己对文化真理的尊重。

我们正在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建设它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同时，正在创建一种中国式的“德能民主制”

，它跟西方的“竞选民主制”

是不一样的。

民主制的神话是把竞选民主制、法治、人权和市场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作为民主制一揽子交易。

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常说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才能享用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现在有了市场资本主义。

民主制普遍论者常说只有民主制能促进人权，可是一些自由民主制国家的不佳人权记录、一些第三世界新民主制国家的不良状况以及一些非自由民主制国家中人权状况的改善，都证明他们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民主制老生常谈者声称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能享有法治，可是这在基督教世界（世界人口的30％）只是局部属实，而在非基督教世界，选举式民主制所“享有”

的却往往是社会混乱和政治瓦解。

正如同民主制在美国由于它的共和传统而尚不完善一样，法治在中国由于它的重视关系的文化而尚不完好。

但体制上的惰性是一回事，把民主制与法治捆挷在一起则是另一回事。

那种民主制一揽子交易的思想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即国家层面上的自我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