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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
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
居正自己屡次说过: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
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
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
(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
李石翁宽和沈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芬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者,或庶几焉。
(同卷《答御史顾公曰唯》)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
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
(同卷《答奉常罗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
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
,这是事实。
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沈静的李春芳。
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
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
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
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
(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底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
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
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
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
(《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
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
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
(书牍十《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
的抱负只存在自己底腔子里。
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底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
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居正当然记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