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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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

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

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

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

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

，孙公为之狼狈不堪。

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

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

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

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

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

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

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

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

这两大主张便是：“开”

国民会议“及废除”

不平等条约“。

‘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

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

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

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

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

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

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