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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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那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底作品。

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

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土,和他底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

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底不幸。

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底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

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

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底机会。

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底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底《维多利亚女王传》。

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

底局面。

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底生平。

我们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看到她底保姆,看到她底丈夫和子女。

我们看到英国底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

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

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

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

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底丰神。

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

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

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底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

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鉤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

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

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底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

中国人模仿他底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

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

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

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

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

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

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

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

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

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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