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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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4页）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州）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

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

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

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

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

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

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

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

──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

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

──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

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

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

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

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

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

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

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

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

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