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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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自谦，其实他们个个都身怀一种百里挑一并且百发百中的绝技，就是把个人的私事变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为国事，例如郁达夫的《　毁家诗记　》。

“诗记”

中有《　贺新郎　》一词，下阙是：“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据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他与王映霞不和之机，某次饭后，使王失身于许。

“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　一个男人蒙此“奇羞”

，想死的念头都有。

正常，不太正常的是郁达夫在《　贺新郎　》后的自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郁达夫其实是有充分理由把“家仇”

上升为“国恨”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富阳，郁母陆氏因拒日军苦役而躲入鹳山，12月31日冻饿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门前遭特务枪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

。

然而，不论王映霞红杏出墙是真是假，“诗记”

里的这段话以及郁达夫屡呼王映霞为“姬”

、“下堂妾”

，令时人及后世对作者颇有微词，多指其对女人“不够厚道”

，“达夫无行”

或“心理变态”

。

与此同时，把“先逐寇，再驱雉”

盛赞为“猛虎舔创”

之后心理升华而至民族大义者，亦不乏其人。

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出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

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

第三者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亦无通敌嫌疑。

故“先逐寇，再驱雉”

之间很难建立起伦理道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郁能像论证“朋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

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

也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事实上，郁达夫本人在发表《　毁家诗记　》不久之后，已经以非韵文的文体将“家丑和国仇”

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了。

郁曼陀被害后3个月，郁达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写道：“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