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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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

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三年共新发行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

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回升到1991年的。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

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下水。

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

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

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

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有4、5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

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

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管是宋、明、清还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是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最终致使改朝换代。

以往，学者主要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不普遍，但正是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

——权力失控和贪污*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

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

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

，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源”

。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　。

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

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

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

这不多，但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美国要富有。

只不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

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