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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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4页）

取回原供具结。

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出来。

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做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

从这里入手，胡瑞澜对杨、毕连夜进行熬审，并施用酷刑。

杨乃武、葛毕氏支撑不住，只得照原供诬服。

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七审结案，上奏皇帝和皇太后，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

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保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写结案报告时，因案件经多人审理，案犯、证人所供各不尽同，甚至前后矛盾。

胡瑞澜在奏折中陈述案件大概时，费了一番心思，极力将案中矛盾之处雕饰圆滑周密。

如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说该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调戏，被葛品连撞见，杨逃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问出实情，殴打妻子，邻居前来劝解，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吵闹；另一说是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妻子，葛毕氏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葛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

两种说法差别较大，胡瑞澜经过思索，将之整理为“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

。

又如沈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儿媳一节，其说法也前后矛盾：先是说儿媳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又说从儿媳口中盘出与杨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

胡瑞澜在上奏中则称：“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

如此等等，使整个结案报告看起来天衣无缝，足为定谳。

同时，胡瑞澜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没有徇私舞弊，想起了给皇帝和太后上奏《招册》的方式。

他把案犯杨乃武、葛毕氏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都详尽地记录下来，随同其审理结案报告一同上奏。

按清制，清朝巡抚、总督办理的死刑案件，不需要把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上报朝廷，只需呈报审结报告即可。

胡瑞澜之所以上报《招册》，无非是因该案轰动朝野，影响太大，而各方倾向又反复不一，这一公开供词和证词可以告知天下，该案审理过程没有舞弊徇私之处。

该案七审就此以杨乃武葛毕氏诬服宣告结束。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四（1）

未想，胡瑞澜审结报告和《招册》一呈递，《申报》即予以报道，朝野议论纷纷，舆论大哗。

户部给事中边宝泉率先鸣起不平，十月十八日即上奏说胡瑞澜与浙江巡抚杨昌浚“素日相好”

，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

，并没有秉公执法，在关键情节上不加详究，模糊视听。

又说本案中杨乃武是否冤抑撇开不说，近年来各省办结的案件，上京控告后发回原省查办，能够平反的百不得一，相沿成习，个中原因则在于案件由督办审定，复查的官吏都是下属，而官吏的升迁降贬都由上司决定，在办案中自然秉承上司意志。

胡瑞澜是杨昌浚的下级，其考成由杨昌浚说了算，自然不敢得罪杨。

况且，胡瑞澜本是职掌学政的文臣，从没办理过刑案，必然抓不住要害，绝难平反。

现在该案依然存在诸多可疑之处，难以据此定谳，舆论汹汹，请求皇上和太后审慎研究，并将该案交给刑部从头审理。

边宝泉的奏折一出，得到许多官员、百姓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皇上和慈禧太后的恩准。

上谕说，外省审理过的案件再递交到刑部重新审理，向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如果外省的案件都纷纷提交到刑部审理，刑部作为职掌全国刑狱的部门，根本忙不过来，何况从杭州押解证犯到京，让证犯劳累疲惫，不属仁爱之道云云。

其实，皇帝之所以不愿意转交刑部审查，是因地方封疆大吏审定的要案，既已经七审七决，都无疑问，如果轻易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