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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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4页）

朱西宁认为张爱玲是文学写作上的先驱者。

他说：“先知先觉者更早的便已指出‘次殖民地’的中国地位，……我们这辈后知后觉者于今天的西安市中才算一一得到印证，服了他们。

而不知不觉者，仍还搞不清楚自己家身在何世，生身在何处。”

“所以先觉者虽非预言家，却似预言家，作为先觉者的小说家，则应是预言者。

所谓艺术家走在时代前端，其实即是这个意思。”

他指出唐文标要求作家“都应当写民族正义那样的东西”

，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文学纪律，这种文学纪律总是用意义和价值做标准，拿客观批评作者的主观，是西方的批评对中国现代小说无计可施的难处。

朱西宁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认为唐文标要求张爱玲“应当”

写她说不可能见到的“全盘的客观的现实”

：“大肆活动的革命党”

、“中国民族工商业抬头与西方资本冒险家抗衡”

及其所进行的“上海这个主力搏斗的现场”

和“青年学生、新文化运动、热血的中国人”

等，是一种很伤文学的主张。

这种主张“很会有沦为记载事实的危害”

。

唐文标的“应当”

论和“意义与价值”

论是不觉者对先觉者的批斗和*，朱西宁说：“这种方程式可以带入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式悲剧；可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可以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也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学术界知识分子把二十世纪新猷的三*义拿去和十九世纪西洋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等相比，不说文化演进的总是后来居上，反而认定这二十世纪不符合十九世纪。

迷信西洋到这样不知不觉的荒凉地步，照这种判例，则曹雪芹亦是无光的、死的。”

于此，朱西宁认为张爱玲作为一个小说家，能够成功的写出她所代表的文明，写出一个大都市里主要人口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典型市民，和沉淀在这大都市底层的家庭和文化，这已经很够是一位卓越的大家了。

他说：“有谁写香港的地理背景、本地景物和所在地描写能高过和生动过《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又写上海，有谁能写得出像《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年轻的时候》、《封锁》《创世纪》那么真切鲜活？”

对于唐文标的“文学功能论”

，另一位评论家王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在《看》中，王翟指出在张爱玲的评论当中，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和水晶的评张爱玲的批评文字是两个极端，唐文标作为一位认真的学者，对张爱玲的佚文、材料的搜集有很大的功劳。

但同时王翟也强调，唐文标指出张爱玲作品的阴暗、荒凉特征和缺乏社会性与道德批判，作者的社会良心是很热忱的，然伴着他热情洋溢的词藻却令人觉得这是一篇他对张爱玲世界的诅咒和自己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宣言，技巧的讨论则变得相当次要。

而依照唐文标对张爱玲的评价，因张爱玲写这些不可恕的、丑陋不堪的旧世界，张爱玲也就变得那么丑陋不堪了。

张爱玲的小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这一点，就是张爱玲自己亦是承认的。

就《连环套》来说，张爱玲在《张看》的序文中说：“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呲牙咧嘴做鬼脸。”

然而在唐文标谈《连环套》的文章里，他仍以一贯的观点攻击张爱玲《连环套》之不健康、不道德的故事和其背后的文学观点，“乱世中的人，没有责任感，对国家，对人类没有信心，对前途，对家庭没有希望，享乐地活着，绝望的死着就是这堆人的写照……。”

王翟认为，唐文标的评论多是慷慨陈词和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观点很难使人相信他真的将张爱玲摆在她要求的位置上或提出了正确的方向。

它的观点热心多于对文学的认识，以单一的文学观点来关照所有文学作品并非是正确的欣赏态度。

以此单一的观点来要求作者创作的方向亦是不且实际，甚或是危险的。

然而王翟同时也认为唐文标是一位相当认真的文学研究者，他对文学艺术的关心，对社会的关心值得人们学习。

另外，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评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