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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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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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论争（2）

水晶著《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集了三类文章：访问记，书评与读后感，论文。

其中《蚕——夜访张爱玲》，具体介绍张爱玲和他长夜交谈的细节。

很多地方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作用。

比如，张爱玲告诉他，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

《半生缘》初次问世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

还有，她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

的情况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可供作者发挥的余地太少。

其他的文章有的运用新批评手法分析张爱玲小说的意象与象征运用之高妙，如《象忧亦忧·象喜亦忧——泛论张爱玲小说中的镜子意象》，《雨过河源隔座看——张爱玲中雨的象征》等文章；有的则用神话结构分析《倾城之恋》，如《试论张爱玲中的神话结构》，从美人祸国的神话系统中得出《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

的“倾城美人”

的现代版；而在《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中则推崇《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角色”

。

论文把张爱玲与五四时的新文学作家相比，“遍观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实在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作家，在性和男性心里方面下过如此这般一番功夫。”

同时，水晶在《炉香“袅袅”

仕女图》中用横比的手法把张同西洋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作比较，认为张爱玲和詹姆斯一样，是一位别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作家。

水晶从文本细读上给张爱玲的小说以准确的把握，在实绩上为张爱玲的小说成就之高做出了论证。

水晶的这些文字，较之夏志清，少了一些政治偏见，更多的是就文学作品本身做解读。

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做法，打下了以后“张学”

的基础。

他虽然没有像夏志清那样明确断言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但是他的研究张爱玲的著作显然是想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批评体系。

夏志清在为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时明显的带有一种历史评价在里面：“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

。

20世纪末，王德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张爱玲创作特色进行整合梳理，结合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为“张迷”

们勾勒出一幅以张爱玲为“祖师奶奶”

的作家谱系图。

这个谱系图涵盖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一批作家。

在王德威的笔下，60年代开始，私淑张爱玲并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和施叔青。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北的众生相，极能映照张爱玲的苍凉史观。

而施叔青则从不避讳自己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

70年代，香港的钟晓阳推出《停车暂借问》，把一部世情小说写得老练沧桑，简直是《金锁记》的翻版。

到70年代后期，台湾的年轻作家，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蒋晓云、林俊颖、林燿德、杨照等人的作品，皆有张爱玲的影响在。

80年代以后，张爱玲在大陆重新登台，景仰张爱玲风格者也不乏其人。

写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的阿城，就不止一次推崇张派艺术，而最能传达张爱玲特色的则是苏童和叶兆言。

女作家则当推王安忆。

对夏志清——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张爱玲研究上进行的体系建构，给予回应的是台湾文评家林柏燕和王拓。

陈芳明在《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一文中，曾提到这一回应的时代背景：“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出版于1973年，当时台湾社会正处于内外动荡的局面。

台湾知识分子都孕育一股强烈的危机意识，也因此对台湾本土文化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关切，当时台湾作家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