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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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我们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

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9）

甲午战争失败后，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感大升，将“强国”

运动推向高潮。

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创建，之后银行业有了较快速的发展。

国内债券市场的真正发展起始于民国初期的1914年左右。

由于北京政府在一战期间难以举借新的外债，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

1912～1926年间，政府共发公债27种，共亿元　。

经过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到1949年，公债市场已具备相当规模。

虽然在5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了国内债券市场，但在1982年之后又陆续得到恢复。

借助于1949年前银行、股票市场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经验，这种恢复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工作进行得较快。

由于现代银行金融机构的网络已遍及全国，使中国在过去20几年的公债融资能力不断提高。

现在中国的国债期限最高为30年，这种期限已为中国经济渡过像亚洲金融危机、每年财政赤字这样的挑战提供了方便，使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有能力缓解财政危机，减少改朝换代的压力。

什么情况下靠公债更增强国力？

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当年的西欧、日本靠债务发展得越来越强盛，而朝代时期的中国、印度、土耳其还有当年的中东、非洲国家尽量往国库存钱，反而是越存越穷？之所以两种国策带来两种不同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把金银存到国库之后，实际上是把本来有资本属性、能进一步生钱的这种金银钱变成了死财富，扼杀了其本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流通能力，使这些金银变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不是资本。

自然，我们这里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借最多的债、无谓地制造赤字。

更不是说无论政府怎样花钱，无论政府的预算过程是否受到*监督，靠赤字支持政府开支都比存国库更好。

一些基本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是必要条件。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

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2％，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8％。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

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中国历朝的民间借贷利率都在20％、30％或更高，同时投资项目因抑商而很少、回报率也低，像在1934年民国时期的土地投资租金回报率一年在8％至15％之间　，远低于借贷利率，所以各朝代的理性国策是多往国库存钱，少花钱，也少征税。

换言之，过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迫使朝廷多存钱。

当然，如果政府开支只是用于消费、挥霍而不是花在有回报的资本性项目上，那么其开支的回报率等于零。

像这些年部委、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大动土木，盖各种超级豪华办公楼，这些形象工程项目是纯粹的挥霍消费，带来的是零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债利率多低，也应该极力限制政府开支。

相反地，如果国债利率低于国家开支项目的回报率，那么往国库存钱只会阻碍国力的增长，使国家衰退。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10）

所以，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

下面，我们可从这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