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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 从肉体到精神（第3页）

譬如后一种，轮流拷问，剥夺睡眠，固然可以使人崩溃，相反使用催眠药物引导睡眠，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催眠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做出违反意志的事情的。

扩而广之，即普遍的催眠，也就有了“精神鸦片”

，愚民政策。

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酷刑，书中有介绍说：

与这些手段相关的其他精神酷刑技术有“思想改造”

，口语叫“洗脑”

。

这种“洗脑”

已经以各种形式，在数世纪中被宗教裁判所、沙皇主义者，特别是苏联政府所使用。

洗脑是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而出现的，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那些没有在正确的理论中接受过教育的人，必然有不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必须接受“再教育”

。

这种“再教育”

适用于一切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各阶层的人。

这种手法是通过外界的压力、侮辱和制造一种负罪感而摧毁人的自我形象；然后再在编制紧密的组织里重新建立起这个自我形象。

这种情形，对于经历了数十年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应当并不陌生。

在介绍二十世纪的酷刑时，书中多列举德国大屠杀，苏联肃反，以及拉丁美洲军事独裁的案例，但是，却忽略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叙事空白是不应当出现的。

十年文革不但是中国的一场“民族酷刑”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全人类的良心、理性和尊严，也是一次严重的挑战。

这场动员了整个国家的疯狂的政治行动，在短暂的“大民主’’期间，混乱不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思想行动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这场酷刑显然是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行为。

一方面是肉体酷刑：批斗会，牛棚，干校，“文攻武卫”

，冤狱遍于国中，杀人如草；尤其是“黑七类”

，完全被剥夺了生存权，随时可以致死。

另一方面是同时进行的精神酷刑：所谓“斗私，批修”

，大字报，学习班，检举信，检讨书，无穷的“思想汇报”

……几亿副大脑只容许储存同一个思想。

只要被认定不合乎这个思想，只需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一句话，就足够可以坐牢，甚至杀头。

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就是后来有数的几个有幸被公开的例子。

单说张志新，死前被折磨致疯，死时复遭轮奸，且被割去喉管！

在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西西里爱国者的朋友或亲属在受刑时，为避免因使用拇指夹这种刑具而痛苦喊叫，也不过给戴上一种皮口套而已！

至于她的两个儿女，大的不满十八岁，小的十岁，居然懂得表态说同反革命母亲“划清界限”

！

甚至还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

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肉体刑罚之于一个柔弱的女性，精神惩治之于一对稚嫩的少年，哪一种更残酷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