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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
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
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
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
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
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
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斯诺都一一答应了。
共产党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
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
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汉口的陷落(4)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
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
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
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
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
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
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
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
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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