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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
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
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
他听到“遗嘱”
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
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
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
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
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
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
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
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
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
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
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
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
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
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
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
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
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
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
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
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
我想起一件事情。
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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