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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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在台研所，由研究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政治运动，包括民进党，渐渐地，杨锦麟萌发了对他们的先驱者——台湾省级早期反对人士的浓烈兴趣。

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执政党党外政治势力，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它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必有其历史的传承与源流。

这在杨锦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缓慢集结形成的。

早期在野政治人士政治运动的尝试与失败，为七十年代以后党外政治势力的崛起积累了教训与经验，同时提供了行动和思想的借鉴。

杨锦麟认为，早期的台岛在野政治人士拘于政治高压、权威体制的制约，固然无法展现当代台湾在野政治势力的意图，却仍以其孤军单薄之力，做出许多不懈的搏击，从而构成了一组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且色彩斑斓的政治群像。

其中形象最为鲜明、性格最具特色、生平最富悲剧性的，实非传奇人物李万居莫属。

以李万居的生平，浓缩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考察，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凸显李万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李万居就这样不期而至走进了杨锦麟的视野。

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

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

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

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

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票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并五次连任。

台湾“　二·二八事件”

爆发，他又是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问政、办报、组党，构成了李万居平生三件大事。

1966年，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李万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草莽书生”

李万居一生遭际，记载着近现代史上台湾知识分子为挣脱黑暗，饱染忧患，命途多舛的坎坷历程；他后期的政治生涯，尤其折射出七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运作、影响的印记。

李万居以问政、办报、组党构成的行为表现及思想实践，恰恰是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历史的浓缩。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

198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在厦门结识了早已移居香港、李万居的次子李南雄，初次相会，俩人竟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缘，便开始了几年的通信与交谈，还结交为“　学术上的挚友”

（李南雄语）。

作为已故者的直系亲人，照理，这位日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的李南雄，对先父的一生，比起外人杨锦麟有更多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发言权，况且，台湾战后政治发展正是他的研究范畴。

对于李南雄最终没有自己动手，个中的缘由，旁人不好妄加猜测。

总之，对于李万居“　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

，包括“　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需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查证”

等等，“　这正是杨先生的承担”

。

随后的几年中，杨锦麟努力地访问李万居的诸多旧属、亲友、同事，广泛搜集不易获得的文字资料，研磨考证，通过李万居生平问政、办报、组党三件大事，对其主要经历、思想、关键性行为，以及他“　二重性格组合”

、历史作用等一一考证厘清，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李南雄也十分愉快地“　设法提供手边的资料”

，权充被访问的对象，“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权充试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