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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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

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

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

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

的精神。

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

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

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

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

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底通例。

一个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

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

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

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

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

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

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

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

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

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

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

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

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

，大致是一句遁词。

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

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

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

。

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

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底编次，也不一律。

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底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底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