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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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提得少，阿来却很成功，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经过4年退稿的《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

放牛娃、文学大奖、文化商人，阿来的传奇历程，在同代人中，似乎是另外一条人比较少的路。

若是有人说他的写作没有进步，他并不承认这点，他也不认为写作需要“进步”

。

但当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言语不疾不徐，也并不十分响亮。

嘴里来句“他妈的”

，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我们”

来指代“我”

。

他强调宿命感，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　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

吴虹飞：你出生在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子，童年的记忆，家庭的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　来：我家庭影响不太多，从小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就强烈感觉这个生活没什么意义。

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就会觉得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天空、雪山、风、山花、青草，从小对自然非常热爱，我记得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不是真说，在心里，好像在童话里，跟这些东西好像能够沟通，建立起对话的关系。

　。

　想看书来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2）

可能我现在跟中国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就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

我现在还需要不断地返回大自然当中，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经常这样。

吴虹飞：西藏本土的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可能你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之类？

阿　来：我听过很多，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做《文学表达的民间性》，来说这个问题。

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者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而且除了神职人员之外都是文盲。

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之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一个村落有村落的故事，一个家族有家族的故事，一个部落有部落的故事，口传文学的好处就是每天都在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他会有意无意之间做一些修改，所以民间故事越修改越好，而且是无意之中的。

有很多民间故事，在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直到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是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的。

吴虹飞：我们看你的履历，可以说你是地道农村出身，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放牧，1976年初中毕业，当过拖拉机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　来：这段经历就是决定我这辈子的一个印象，你比如说，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去做什么，我们就回来。

我尤其反感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他妈的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外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了中国的乡村，没有人跟农民站在一起，觉得他们受那个就是不应该的，而我是那一边的，直到今天我在情感上还是那一边的。

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就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写呢？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一，以个人的角度写，没有身份，不是工人、农民，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二，如果你需要一个整体的话，从全人类的角度来想一想，中间任何一个角度，什么工人的角度、党派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都有很多谎言。

而中国人，有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被打成右派了，后来就写成了伤痕文学，城里人下乡，就想出了知青受苦的文学，别的中国人就没有受苦吗？后来他们上了大学，现在什么坛上他们风光把持中国大权，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中国农民了吗？全是这帮龟孙子。

吴虹飞：你从乡村教师到《科幻世界》的编辑，再到主编，是否也是一个主动向知识阶层渗入的过程？

阿　来：没有。

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

当时《科幻世界》需要我，又没有编制，就把我借用过去。

我从编辑到主编也就是一年时间。

我愿意去也是因为那一块政府不大管，有拿来市场化的可能性。

现在时髦的都叫“文化产业”

，1996年还没几个人提这个，成都那个地方也没有政策支持，后来还是做成了，当然肯定没有做到理想当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