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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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

因此，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择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实力这个“饼”

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

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银子“节流”

，而不是先把“饼”

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

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

到1567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

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

（　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

但是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

到1628年崇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

据王昊先生引证　，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

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

但是，农民战争不断爆发，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增加财政赤字压力。

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

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的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

到崇祯十一年，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日益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

，　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

；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一文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一些其它办法来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都不成功。

我们看到，从相当程度上，由于明代前中期经济国策的缺陷，使中国错失发展海外贸易的机会，到崇祯年间，其国力已经太弱，崇祯帝的理财能力再强可能也难以扭转明朝的宿命。

再加上崇祯年间，灾荒频繁，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困难。

在这种时候还要强征新税，如果民不造反，那反而怪了，这当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

，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50年的财政收入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

比如说，单是崇祯年间拖欠的边饷就超过明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笔钱要在一年内付清，等于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税，压力太大，没人会接受。

通过当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只能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间分摊，但它无法把一时的支付压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作到。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6）

缓解财政危机的金融手段

当然，除了通过征税*裸地向老百姓要钱之外，另外一个历朝惯用的手法是在货币上动手脚。

按照刘光临先生考证　，宋代是一个使中央集权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大幅扩张的朝代，官府机构不断臃肿，官员数量不断扩充，这当然也使其开支相应地膨胀，宋朝财政几乎始终面临入不敷出的威胁。

根据汪圣铎先生的著作　，出现财政危机时，宋廷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主要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

“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