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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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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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

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

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

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

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战争放大瘟疫

引言：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和放大器，这个结论恐怕谁都可以接受。

战争不算是瘟疫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帮凶。

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借着战争扩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故意的。

只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战争的制造者们都不会甘愿将瘟疫传播的黑账算到他们头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在这次瘟疫中充当了一个特殊角色。

据记载，1347年，基普查克·汉·詹尼伯格正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围攻热那亚人的港口卡发（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绝望之中命令将所有病人的尸体用巨大的石弩弹射到卡发城中，让那里的居民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

尽管有些难民设法逃到了海上，但由于已经身染鼠疫还是死在船舱里，于是水手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就这样，海船载着他们的尸体来到了意大利，同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自然还有可怕的鼠疫。

当然，战争和瘟疫的关系历来很复杂，是战争遇到了瘟疫还是瘟疫遇到了战争，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历史上有很多次战争在进程中遇到瘟疫，从而使战争逆转方向的例子，瘟疫就会成为某一方的“武器”

，最终获胜的一方往往很庆幸，虽然瘟疫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当瘟疫遇到战争的时候，瘟疫的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无论是古代的刀枪相见，还是现代的电子战，都会扩大和加深瘟疫的后果。

东南亚地区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战争，直接助长了在这里反复发生了疟疾细菌对任何药物的抗力，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生物武器的威胁

詹尼伯格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投掷到发城中，客观的说只是为了解气。

在历史上，尽管许多瘟疫都通过战争而放大，但在战争中有预谋地“制造”

瘟疫，是现代才有的“作剧”

。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将瘟疫释放到无辜者身上更为荒谬和恐怖的了，但是确实存在专为此而设计的武器。

它们使用两种基本的“药剂”

或活性成分。

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黄热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

生物武器设计者最喜欢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

除了以致命或官能不全疾病感染士兵或平民，生物战也可以用于破坏对手的庄稼和牲畜。

药剂可由空中喷洒、炸弹、导弹甚或轻型火器发送给目标。

生物武器对恐怖分子极有吸引力，控制它们的设计、生产和发放是极其困难的，生物武器也许正在全球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大量扩散。

虽然它们在国际上还是非法的，许多国家同意不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

但仍有许多国家却不受任何这类公约的约束。

新近爆发的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由头就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