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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么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
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
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
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
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
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
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
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
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
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
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
,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
(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
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
或“预防性战争”
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
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
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
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
。
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
八月的炮火。
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
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
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
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
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
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
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
。
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
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