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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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各国政府只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时才能出面征地。

而判断一块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来定。

我问：“那怎么判断？”

他说，“这个事是社会常识。”

我一愣，“这么复杂的事靠常识来决定吗？”

他说：“陪审员制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儿，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地要干什么，是不是公益。”

如果判下来是公益用地，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没有道理说因为是公益项目，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好处，完了就是我一个人吃亏。”

我说会有人说您这样会鼓励钉子户。

他说，“钉子户哪个国家都有，说白了，地贵点好，便宜了才会滥用。”

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减少了一点二五亿亩，超过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

相当部分地方政府土地占到预算外收人的百分之六十。

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发展模式停不下来，也与超计划的建设用地供给有关。

他的意思是，既然源头在一九八二年宪法给予了政府商业用地的征用权，不必绕远路改革，一步退出就是。

“但地方政府有现实财政问题和官员考核的压力？”

“真正的收人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

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

如果觉得现在的制度哪儿有问题，就改哪儿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给越过了。”

说到这儿，他满面忧患，一瞬间露出衰弱之色。

我问：“有人会问，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太理想了？”

他没正面冋答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征地制度不改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从上到下都有卖地的积极性，回过头来再过若干年，后悔都来不及，城市退不回农村去，农地就没有了。”

采访陈锡文时隐隐感觉，不是我在引导提问，是逻辑在引导我，逻辑自会把链条只只咬合，使任何一环不能拆解，这链条就是结构。

结构不是记者创造的，记者只是看见它，把它从深埋的泥土里剥离出来。

有人看这期节目我采访陈锡文时，透出政府要逐步退出商业用地之意，几乎是狂喜地打电话问：“是不是定了？定了就可以现金找村支书买地了。”

觉得这个热气腾腾的锅盖眼看快被顶开了。

陈锡文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只能把乡镇企业的用地拿来直接与企业交易，这块地才占每年出让土地的百分之二，小得很，就像煮沸的高压锅只能先一个小缝散热。

他的话与其说是在警告，不如说是对改革能不能再进行下去的忧虑：“如果土地大量流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只能停下不搞。”

担心的是当下的政府管制水平，一旦突然放开，如果与用地饥渴症结合，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很多人看电视听到这儿就有点急了——那这走一步移半步的，走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也是个急性子，做新闻时有一个惯性，想在节目中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

想起有个节目拍过一个小朋友，一丁点儿大。

他爸教他念课文，说雷锋叔叔在泥地里走路，一个脚窝，一个脚窝的。

他问儿子：“为什么是脚窝不是脚印啊？”

圆头娃娃想了一会儿说：“因为他背着很沉的东西，所以走得慢，踩下去就是一个窝。”

这一脚踩下去的窝，在于乡镇企业用地转成建设用地时，政府退出，不再征地，一退一进之间，就往前走了。

但因为土地是集体产权，只能由村集体与企业直接谈判交易，我跟陈锡文谈过，他被批评对农民是“父爱主义”

，把他们捆绑在集体中，容易受到村庄里强势人物的左右和支配。

他说三中全会有个关键性突破，讲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三十年转为“长久不变”

，这其实就是产权的清晰——“以后拿这个地自己经营也好，股份合作也好，流转也好，最后去组织去搞专业合作，这样慢慢经济上就独立了。”

独立？我有一点迟疑，他想说什么？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你住的小区，有个居委会吧？它管你的卫生、安全，还收点费，但不会管你在哪儿上班、挣多少钱，更不管你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