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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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

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

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

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

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

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

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

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

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

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

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

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

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

我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不令人满意。

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然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语言。

在保持蔑视的同时又将其颠覆，这是很困难的。

这部小说试图碰撞种族性自我歧视这根敏感神经，揭露，然后安抚它，不是用麻醉剂，而是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对我在首次美感体验中发现的载体的模拟。

因为那个瞬间渗透着太多的种族色彩（我对同学那个愿望—在纯正的黑皮肤上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对我心目中有关美丽的概念造成的伤害），我的挣扎在于写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独有的东西。

我还并不很清楚那是什么，但无论是这种未知，还是横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碍，都没有使我停下追寻的脚步。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

听到“文明化”

的语言贬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这就是那幢房子。

绿色和白色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