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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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2页）

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

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

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

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

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

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

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

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

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

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

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

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

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

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

他们憎恨所谓群众。

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

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

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河。

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

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

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

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

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

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

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

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

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

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

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

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

‘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